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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监管风暴中,企业如何在不确定性中找到确定性

                监管风暴中,企业如何在不确定性中找到确定性

                邹佳铭 2021年09月07日
                一系列监管措施背后,都有一个清晰的价值取向。

                2020—2021年注定在中国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,蚂蚁金服暂停上市、阿里巴巴遭受反垄断巨额处罚、滴滴在美上市后被网络安全审查、“双减”政策之下,教培机构纷纷转型……

                这场看似主要针对互联网巨头,席卷各个民生领域的监管风暴,在对市场形成巨大冲击,进行纠偏的同时,也对企业和行业发展带来了不确定性。看清监管背后的逻辑,在不确定性中找到确定性,是中国企业的必修课。

                包容审慎的监管

                1994年兴起的中国互联网行业,在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里,走过了其他行业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历程,不仅涌现了阿里、腾讯、百度、京东等一批世界知名企业,还重塑了中国人的衣食住行。

                它的成功,当然少不了创业者的激情、奋斗和拼搏,另一方面,则得益于政府在基础设施和信息通讯方面的巨大投入,以及包容审慎的监管理念。

                2017年,中国出口结束了2015年和2016年连续两年的下滑,其中以阿里巴巴国际站为代表的跨境B2B平台成出口生力军。对此,李克强总理说,跨境电商刚出现时,各种声音议论纷纷,但我们秉持包容审慎监管的理念,决定先“看一看”再规范。

                这其实是电子商务,互联网经济乃至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。改革开放之初,针对傻子瓜子创始人年广九到底是“姓社”还是“姓资”的争议,邓小平两次批复,“放一放、看一看”,正是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做法,释放了中国民营经济的巨大潜力,不仅创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,也实现了数字经济的弯道超车。

                其中,最有代表性的是蚂蚁金服。脱胎于阿里巴巴集团的蚂蚁金服,起步于2004年,是为了解决淘宝在交易中的信任问题。在法律对第三方支付没有明确监管的灰色地带,支付宝应运而生。经过十多年的发展,形成了庞大的“支付+理财+信用+消费金融+小微企业贷款”的生态。

                但是,蚂蚁金服的每一个业务版块都是先上车后买票,逐步补齐金融业务牌照。回过头来看,支付宝经历的数次监管风波,比如,在阿里巴巴因为有外资大股东,不符合央行规定的情况下,监管给了充分的时间让支付宝脱离阿里巴巴,最终获得第三方支付牌照。

                后支付宝违规开展了COD(货到付款)业务、虚拟信用卡和二维码支付业务,监管机构在及时叫停的情况下,并未一棒子将其打死,而是逐步规范,并将支付宝接入中国银联和网联,使得支付宝正式收编到“正规军”,让它在国家金融体系中一体发展,也使得资金的使用和流向有了更安全的监管。

               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,“包容审慎”是基于:一方面,蚂蚁金服确实方便了人们的生活,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几乎没有现金的社会,让普通的老百姓能够更方便地小额理财和贷款。尤其是弥补了金融机构难以覆盖的微小企业的贷款,解决了很多人的营生问题。并通过信用的积累,让资金流动起来,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。这就是说,凡是有利于民生和创造社会价值的创新,监管都是包容的。

                另一方面,互联网创新对人类来说都是一次全新的尝试,在还没有足够认识的情况下,放一放、看一看是一种务实的态度,也体现了国家推动新兴产业发展的理念。但是,事物都是在发展变化中的,尤其是企业大到一定程度,关系到安全、稳定、民生这些基本价值时,任何国家对潜在的风险都不可能掉以轻心。

                监管急踩刹车

                P2P、共享单车、长租公寓、线上教育等,早期都利用互联网更好的匹配了供需,提高了社会效率,便利了人们的生活。同时,互联网行业回报率高、回报周期短的特点,吸引了大量资本涌入,当互联网行业被资本绑架,就会陷入盲目无序扩张。

                P2P演变成没有监管的资金池,某种程度上成为非法集资的代名词;共享单车变成资本的流量大战,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;长租公寓则利用“长收短付”截留租金,有旁氏骗局的风险;线上教培则把“百年大计”的教育,变成制造焦虑、收割家长的生意……

                资本没有节制的地方,对回报的索求也是没有止境。因为逐利是它们的天性,企业和资本都很难做到自律。这在平台经济中体现得特别明显,平台在资本的加持下,利用平台用户数量与产品质量、生产者数量和消费者数量相互成就的特性,快速形成垄断。

                垄断不仅具有“赢者通吃”的特性,更重要的是,触角伸到各个消费领域的平台,已经重塑了中国老百姓的衣食住行。比如,淘宝之于购物、美团之于饮食、滴滴之于出行、链家之于租房,它们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基础设施,与普罗大众和民生幸福息息相关。

                与一般企业最为关键的区别是,平台还有规则制定权和对平台内商家收费权。这种权力,使得平台具有类政府的性质,但是它们却被资本挟持,很难服务于社会大众。这种情况下,平台企业利用权力做什么,就决定了监管的态度。

                我们看到的是,平台取得了垄断优势后,对商家或消费者收取高昂的门槛费、服务费,导致线上销售成本高于线下,压榨中小商家的利润。难以为继的部分商家,则尝试通过涨价,把平台抽成的成本转嫁给终端消费者。同时,还造成偷工减料、放松卫生管理、拖欠员工工资等一系列社会问题。

                另一方面,为限制平台内的商家自由迁移,平台利用规则制定权,对违反独家合作协议的商家,采取搜索降权、流量限制、技术障碍、扣取保证金等惩罚性措施,导致商家客户流失,现金流紧张,引发劳动纠纷,乃至倒闭。

                这就是说,中国互联网企业经过这些年的迅猛发展,已成为触角延伸到社会各个角落的庞然大物,量变必然导致质变。当企业小时,它只对股东和员工负责,但是当它大到与老百姓和中小商家、底层劳工的基本权利紧密相连的时候,它就要对社会负责,这就是社会责任。

                中国有句古话,“德不配位,必有祸殃”,对于企业而言,“德”就是社会责任。当企业的贡献并没有与它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力相适应,反而被资本和利益绑架,有可能触及国家安全、民生等底线时,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袖手旁观。没有自律,就一定是由他律来“急踩刹车”,这就是近期监管频频出手的原因所在。

                能动监管

                我们正处在以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时期,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,对人类的生产、生活、思考和交往,都带来了颠覆性的变化,也带来了一系列全新的社会问题,对全球都是一个巨大挑战。各国基于不同的文化、经济和政治体制,都有不同的解决方案。

                西方国家经过数百年商品经济和市民社会发展后,形成了自由、平等、法治等基本价值,并通过三权分立来分配权力,治理社会。在这样的社会治理框架中,市场以平等和自由为原则,强调资本利益的最大化,政府一般不直接干预市场,只有出现违法情况,司法才能通过事先制定的法律进行事后干预。这就使得企业有比较稳定的预期,经营和投资都有更多的确定性。

                但是,资本是逐利和盲目的,没有干预的市场不可避免地带来通货膨胀、经济泡沫、贫富悬殊、限制竞争等一系列问题。有美国学者认为,当全球化的推进和科技的发展,让劳动者和精英群体之间的财富分化不断加剧,经济上的过度不平等,不可避免地导致政治权力的滥用,使得民众对自身制度信心瓦解,这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当今面临的最大威胁。

                当今的中国,资本对社会的渗透越来越深,虽然问题并不像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严重。但是,中国的人口众多,地域差距更大,这无疑都会放大贫富差距的社会后果。尤其是互联网的崛起,更是一场快速造富运动,目前中国代表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警惕线,这可能直接撼动社会的稳定。

                8月17日中央财经会议强调“共同富裕”目标,实际上是对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一系列问题的纠偏,意味着经济发展要从效率更多的转向公平。但是,这一目标不能靠市场自发实现,政府的介入,也就是监管成为一种积极纠偏的手段。

                中国的监管,脱胎于行政权力全面渗透市场的计划经济,政府对市场有更大的主导性,强有力地引导和计划宏观经济,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。

                它建立在中国特定的国情之上,与成熟市场经济相比,监管不仅纠正市场失灵,还积极干预和维护市场。比如,这次监管风暴,包括针对互联网巨头的反垄断、对教培行业实行“双减”、对未成年游戏的“防沉迷”措施,等等,在这一系列监管措施背后,都有清晰的价值取向:民生和安全。这其实就是不确定性中的确定性。

                从监管措施而言,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很多时候都是通过通知、决定、办法等行政命令或法规,直接叫停和止损。最明显的是P2P,2015年底e租宝暴雷后,据统计,从2015年12月到2017年底,仅国家层面就出台了20多个监管文件。每当一个新的文件出台,跟不上监管要求的平台就倒掉一批。

                2017年12月,《关于做好P2P网络借贷风险专项整治整改验收工作的通知》发布,要求各地应在2018年6月底前完成辖内P2P机构的全部备案登记工作。由此引发席卷全国的爆雷潮:仅2018年6月1日至7月12日,就有108家P2P平台爆雷。截至目前,P2P已全部清零。

                我们无法设想,上万家的P2P平台,关系到数以亿计的投资者,截至2020年6月,8000多亿出借款项没有收回。如果不是监管介入,而是按照市场规律任其生长、消亡,这将会给中国社会带来怎样的震荡。

                当然,这并不是说我们又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,由政府完全主导市场。而是面对互联网这一极具破坏性的新生事物,在法律还未为它划定清晰边界时,需要监管踩急刹车,避免社会剧烈震荡。最终的目的,还是在维护社会基本稳定的形式下,为市场调解和法律修复创造条件,赢得时间。

                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中央集权制历史的国家,行政权相对于司法权而言,具有更大的权威和效率。尤其是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,互联网的传导性,使得很多问题在中国都可能成为社会稳定问题。而法律是滞后的,且有严格的程序要求,面对互联网经济中喷涌而出的问题,往往束手无措。

                政府对市场的干预,在任何国家、任何时代都是存在的。比如,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,各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干预措施,强化了行政机关的角色和权力,只是干预的程度和形式可能不同。中国政府的监管更具有能动性,西方国家的市场自由更多一些,这并不完全是一个对错的问题。

                尤其是面对具体社会的具体问题,可能并不存在一个“一刀切”的标准方案,能动监管确实能够防微杜渐,避免极端情况出现,这对于一个人口大国而言,是至关重要的。但是,强调市场机制为原则,也是完全必要的。如何平衡稳定和发展、司法权和行政权、市场和政府的关系,对中国来说,是一个巨大的挑战。

                科学监管

                蚂蚁金服的小微信贷业务,实际上是通过高杠杆向银行借贷,再用这部分资金放贷,又把贷款的债权拿到资本市场证券化,最终以30亿撬动了3000亿的杠杆。

                但是,这些贷款是没有担保的,蚂蚁金服本质上只是一个通道,连接了银行和借款人。如果这些放出去的贷款收不回的话,银行和在资本市场购买理财产品的用户,才是这些损失的买单者。

                当支付宝被定义为“支付服务市场的补充者”时,监管注重的更多是它对传统支付的创新;当蚂蚁金服的触角延伸到普通人金融生活的方方面面,让银行和投资者兜底债务,监管看到更多的就是系统性的金融风险,这就是蚂蚁金服上市被叫停的原因。

                从解决交易中的信任问题,到以科技公司的名义放贷套利,蚂蚁金服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,也是一个从为社会创造价值到为资本服务的过程。其实,两者并不是绝然对立的,但是,冲突是存在的。当蚂蚁金服成为行业巨无霸,背负更多的社会责任,就是一种质变,只是一路狂奔中的蚂蚁金服难以及时意识到这种改变。

                2021年2月国务院发布《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》,这可以说是中国反垄断立法的纲领性文件。指南第一次提出“依法科学高效监管”原则。

                科学监管原则,最早是在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率先提出的理念,“其本质是以人为本,立党为公、执政为民,从思想上解决好‘为谁监管,怎样监管’这个根本问题,根本目标是保障公众饮食用药安全,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。”

                虽然“科学监管”最早是在食品药品行业提出来的,其实监管理念是一以贯之的。为谁监管?从“房住不炒”,压制投资需求;到“带量采购”,压低药品价格;再到约谈滴滴、货拉拉,保障网约车、货车司机群体的基本权利;再到老师跨校跨学区流动,遏制高价学区房……背后涉及的医疗、教育等,都关乎民生问题,以及底层劳动者的基本权利。

                “治国有常,而利民为本”,关系到民生福祉时,中国的监管从来都没有回旋的余地,只是选取合适的介入时机而已。

                怎样监管?这场疾风骤雨式的监管风暴,确实高效地纠偏了市场乱象,但是也给企业经营和行业发展带来了不确定性。更重要的是,行政权过多地干预市场,就会破坏市场的基础——自由和平等,而这恰恰是市场的生命力和活力所在,这是一个值得警示的问题。

                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没有经过充分商业化和市场化的国家,企业和市场都需要在时间中成长。强监管,在特定情境下可以纠偏,但是在常态下不应太过倚重,倡导企业家精神、增强企业的社会责任、加强行业自律和社会综合治理,都是对市场自由的积极补充。

                营造一个有更多确定性和社会公平的市场,需要监管、行业和企业的共同努力!(财富中文网)

                作者邹佳铭为法学博士,牛津大学访问学者,北京和昶律师事务所主任;G20反腐败追逃追赃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;2015年,邹佳铭律师获得了ALB评选的"ALB2015年最佳女律师"称号;2017年,邹佳铭律师被ALB评选为“ 2017年中国十五佳诉讼律师”。专业领域是刑事辩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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